在不久前举办的“第十一届格朗吉斯技术研讨会”中，格朗吉斯协同来自车企、零部件供应商、铝材加工企业等上百家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围绕热交换器现存技术难题、铝材工艺优化、产品循环利用、能源效率提升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面临新的趋势和复杂的生态演进，我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专注于企业本身，而是需要积极参与到整个生态变化中去，与整个行业协同发展。”徐国涛表示。
在行业协同方面，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曾在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主旨报告中也有所建议。针对汽车产业迈向碳中和，万钢提出：首先，要加强新能源汽车产品、能源供给、材料供应、生产制造、交通出行等领域碳中和技术联合研究与学术交流；其次，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键材料回收利用,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完善与发展；再次，探索整车、重点零部件产品低碳认证标准国际互认，推动汽车产品碳排放信息的互联互通；最后，建立全球 汽车产业在低碳管理政策等领域的合作对话机制，形成以公平为原则、协同为核心的国际汽车贸易低碳管理机制。
新能源装机布置多分布于西部地区，依靠自然资源的独特优势，清洁走廊由此诞生。近年来，风光电伏迈入发展快车道，水利发电势头正盛，可再生资源发电量不断增长，利用率不断提高。其中，“清洁走廊”三峡成就显著。目前，长江干流已经建成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等6座大型梯级电站，设计装机110台、总装机容量7169.5万千瓦。截至今年10月，6大梯级电站累计发电量约28916亿千瓦时，约等于节约标准煤88338.3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32700万吨、二氧化硫112.32万吨、氮氧化物103.74万吨，可支撑我国约39万亿元GDP。
清洁走廊以及风电光伏等重大项目聚焦能源民生保障，加强地区清洁能源供应，发挥电总量大，调峰能力强等作用，缓解了华中、华东及川、滇、粤等省的用电紧张局面。可再生能源为电网的稳定运行及电量安全输送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西电东送”战略的有力支撑。
然而也要看到，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大，但并非能源发电系统的主力，煤电仍是发电系统的支点。据我国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电力系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0年全国发电量约为1万亿千瓦时，2020年涨至7.5万亿千瓦时。其中，火电占比最高，2020年全年煤电消耗量占到各类发电消耗量的84%。
虽然可再生能源体系在建设当中，但是市场上还是呈现出以煤电为主力带动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的局面，即煤电为主，可再生资源发电为辅。这就造成市场出现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共同扩张的局面，直接影响的后果便是煤电使用率高居不下，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大但动力不足。
其一，相比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煤电成本较低。以三峡水电站为例。水电站建设周期长，维护成本高。其二，我国煤炭发电起步早、历史长、使用频率高，技术相对成熟。且火电站稳定性较强，成为各地区应调峰的主要能源，更是电力、热力供应紧张时，弥补以及应急保障的需要。其三，煤炭被成为“工业粮食”，相比油、气等其他化石能源，我国煤炭资源储能丰富，开采量较大，可调整空间大，调整型强。煤炭能源优势以及技术优势，形成了一种以煤炭发电带动可再生资源发电的体系结构。
该种结构中，清洁能源附着火电发展，难以真正改变新局面。主体依然未改变，以清洁能源体系为支点的发电体系仍待构建。
能源发电系统更改难度在哪？实际上，能源电力系统结构平安转型还需多点支撑。首先，短期能源安全需得到保障，电、油气，长期用电等民生用能更是被重中之重。其次，电价和燃料成本还需保持平衡，克服短期浮动，加强长期目标动力。此外，能源发电结构转型势必会引发多种新业态，政府需关注管控的合理性及尺度。
如此看来，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并不完善，准备尚可，落地艰难。新系统的关键在于打破煤电主导制，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版图还需要进一步落地规划，真正实现“替代”而非“共同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