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的化学家迈克尔·塞勒说，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些和灰尘一样大小的感应器并没有智能，而那些“聪明”的感应器则要比这些微型感应器大的多。但塞勒和他的研究人员们正在努力使那些最小的感应器变的更加聪明。他们研发的微型感应器大小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窄，但每一个感应器只能完成一项工作，就是只能检测一种确定的化学物质。 

而其他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方向与塞勒的不同，他们将一系列复杂的感应器安装在一个和手机尺寸大小的盒子里面，在里面同时安装有照相机、计算机芯片、以及无线联通装置将这些微型感应器连接成一个网络。 

因为许多高科技装置变的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便宜，因此，这些感应器也将变的更小和更“聪明”。过去制造这些感应器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而现在只需要几百美元，在十年后或许只要几美元。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化学家塞勒正在努力制造更便宜、更小、更智能的微型感应器，这些微型尘埃可以监测环境中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个小组的研究项目可以被称为“智能沙子”，因为这个小组的感应器尺寸只有分子大小，而且比较便宜，它们的材料取自于硅片，计算机芯片和海边。塞勒说：“它们基本是用沙子做的。” 

塞勒的“智能沙子”可以反射出特殊的光色，因为它们被做成了非常薄的层状。甲虫和蝴蝶就是通过这种相同的效果获得各种颜色。但与昆虫的身体不同，塞勒的感应器只有接触到不同的化学物质时才会改变反射光的颜色。 

塞勒说：“我们制造了沙林气体监测器。”沙林是一种用作神经性毒气的化学剂，在1995年的日本地铁毒气案中，国际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使用的就是这种气体。  

塞勒还希望使用这些粒子感应器来测试水中的细菌污染。这些装置还可以被植入人的体内，寻找细小的癌细胞，其它的设备只能在癌细胞足够大时才能发现它。其实许多科学家也在尝试使用这些微型感应器来对抗生化武器。科学家希望使用微型感应器在有毒物质扩散开来之前就及时的发现他们并采取对策。

而在上海的南北高架公路上，当华灯初上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这样告诉乘客：“现在整个城市的交通照明，不是像过去那样按钟点开、关了，而是有一个根据光线明暗程度自动控制开的照明控制系统。”

记者亲身经历的这两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无论是在国民经济的运行还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仪器仪表和我们的关系都越来越密切了。
工业的“神经中枢” 与最后的安全屏障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国家是头脑国家，另外一些国家是躯干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既有躯干又有头脑，而仪器仪表恰恰是头脑的“神经中枢”，也是最后的安全屏障。

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理事长奚家成介绍，仪器仪表品种门类繁多。其中，对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重大装备影响最大的，是自动化控制系统及主干现场仪表和关键精密测试仪器，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的DCS（分散型数字控制系统）为例，我国DCS市场目前正处于上升和发展的成长期，还处在从大型工程逐步向中小型工程、从主应用领域（如石化、化工、电力和冶金等行业）逐步向全工业范围（如市政、食品、建材、环保和交通等领域）扩展的阶段，市场远没有饱和。特别是近年来，大量的国内企业纷纷采用先进的DCS改造传统产业，吸引全球的DCS制造商将目光转向中国市场。

“仪器仪表是现代工业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世界上都是公认的。”奚家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强调说，对于这个问题有关方面的反应一直很强烈。
一方面，以王大亨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科学院院士，多次上书国务院（几乎政府每换届一次就上书一次），从科研的角度强调中国的仪器仪表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高等级、高档次的仪器仪表不能自立，中国就不能成为科技大国，就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有数据显示，在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在内的自然科学领域，有接近60%的诺贝尔奖与仪器仪表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比如发明了显微镜后，人们知道世界是由很小的微观粒子组成的。

另一方面，中国工程院的一些院士和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的一些专家从工业发展的角度呼吁，大型企业的控制系统如果被外国所垄断就根本不能自立。因为稍有风吹草动，人家高档的仪器就不卖给你，要么卖给你的就是低两三个档次的仪器。

奚家成表示，随着整个装备工业的大型化、复杂化、信息化和集成化，仪器仪表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性，已经从过去所说的“五官”，上升到现在的“神经中枢”。随着大装置越来越复杂，坐在控制室里就能够看到整个现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国家是头脑国家产生并输出知识，另外一些国家是躯干国家只引进和应用知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既有躯干又有头脑。而仪器仪表，恰恰是头脑的“神经中枢”，因为信息化是和控制系统连在一起的。以发电设备为例，如果电机、锅炉和汽轮机是国内的，而测控设备是国外的，那么企业就不知道用什么参数控制主设备的运行，人家卖给企业的这个软件等于“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