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大大压缩了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日益严重的民工荒和大幅提高农民工基本工资的政策，进一步说明了当今中国劳动力的“昂贵”。而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不到中国的一半。因此，不仅许多外资企业将目光投向了这些东南亚国家，一些港商和台商也开始在国外投资建厂。

有专家预测，中国制造的“低价低成本”优势将在二十年内彻底消失。面对如此急迫的危机，中国企业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一条路是像华为、铜陵一样投入自主创新，努力与国际知识经济时代接轨；一种方式是着眼于短期利益，游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缝隙中，继续吃“免费”和“低价”的午餐。

免费”的午餐看起来很好吃，但在跨国公司强大的知识产权专利优势冲击面前，在东南亚国家低价竞争的夹击下，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受制于人的局面。另一条创新之路确实充满艰辛，但古语说得好:“师夷长技以自强”。只有学习先进者的长处并超越他们，才能获得与他们平等的话语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没有今天这么美好。和很多中国企业一样，面临着“日本制造”的尴尬局面。比如美国公司在电子电气技术方面先后将雅马哈等20多家日本公司告上法庭；住友电气向美国康宁公司支付2500万美元；日本美能达等公司赔偿美国霍尼韦尔公司1.3亿美元；美国TI公司甚至强迫富士通等数十家日本公司支付数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当时，日本企业为了走出困境，不遗余力地苦练内功。面对沉重的代价，吸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坚持自主创新和研发，即使走了弯路，损失了眼前利益，也坚决咬紧牙关。一方面，逐步加强知识产权的海外申请，深入了解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成为美国知识产权的积极捍卫者。

以开始做精工手表的爱普生为例。当时爱普生的主要业务是生产机械表。然而，刚刚有所建树的爱普生很快就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压力。1960年，美国的BULOVA公司开始销售音叉手表，走时精度比以前的机械表提高了近10倍。原来的机械表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优势。爱普生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模仿这种技术进行生产，公司将不得不支付巨额专利费，这样产品成本将大幅上升，在市场竞争中也不会有价格优势。要么放弃技术，继续之前的生产，只意味着暂时的缓和，很快彻底退出。

面对选择，爱普生毅然决定开辟一条全新的“自己的”道路——利用应时技术开发全新的手表。从当时的技术角度来看，这个决定极具挑战性。虽然应时振荡器的原理早已公之于众，电台的标准时间也开始应用应时技术，但设备重一吨，每天耗电150W。人们认为，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做成一个小巧精密的手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其花了一大笔钱却还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不如把这笔钱花在新技术的研发上——于是爱普生走上了富有挑战性的石英表研发之路。几经努力，终于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应时电子表，每日误差率仅为0.2秒，比音叉手表高10倍。为了制造应时电子表，爱普生开发了多项新技术，如应时振荡器、CMOS芯片和步进电机，并衍生出多项节能和精密加工技术。这些技术的积累为爱普生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电子元器件和精密仪器两大业务部门。

在R&D的同时，爱普生完成了应时电子表的大量专利申请，还在美国、瑞士等国申请了多项专利。后来，这些专利大部分成为应时电子表的基本专利。随着应时电子表专利权的获得，爱普生赢得了市场竞争优势，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随着石英表的普及，爱普生的专利不仅授权给日本公司，还授权给瑞士、美国等国家的手表制造商。应时电子表迅速风靡全球，给爱普生带来了巨额利润。

上世纪70年代，能向外国公司收取专利费的日本公司很少，爱普生就是其中之一。爱普生将销售应时电子表的大部分利润和通过专利授权获得的费用投入到新产品的开发中，形成了知识产权的良性循环。而这种注重挑战创新精神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文化，在精工爱普生集团也一直保持着。

京大著名法学教授张平也肯定了日本企业知识产权的创新管理。她指出，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年年底，期待已久的国家知识产权20+1战略也有望出台，这将极大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同时，中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推动知识产权教育。

然而，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仍然令人担忧。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从“中国制造”走向“智造”的道路上，企业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政府专家的努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只有企业主动从根本上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