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包括设立固定资产投资能耗审查，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对节能产品的生产和采购给予财税优惠和支持，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行差别电价，淘汰落后企业，加快服务业发展等。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地方普遍存在投资热，比如新项目结构偏重、老项目能耗过大、小项目门槛过低等。个别地区为了片面追求增长甚至违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促进高耗能企业发展。结构的调整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必然增加降低能耗的难度。

在很多地方，工业项目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关系到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的威信和前途。节能是软任务，完成不好也没关系。只要经济增长快，就能“遮百丑”。正是在这种意识下，节能减排在一些地方成了自欺欺人的口号。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能源消耗强度不断增加的历史阶段."专家指出，中国的主导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等，几乎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单位GDP能耗平均比发达国家高47%，产生的污染几乎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地区重复建设大量工业项目。

"中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处于一种高波动和高时差的僵持状态."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叶如堂分析，污染物排放总量在90年代中期呈缓慢下降趋势。“十五”中期污染的死灰复燃是相持阶段波动的反映。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延长，要看“十一五”期间降耗减排的效果。

显然，去年实施的两项约束性指标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迈出了第一步。它需要一系列技术、行政甚至工程措施与之匹配，客观上存在一个过渡期。

叶如堂认为，企业降耗减排所依赖的工程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起步”年甚至第二年完成或达到五年平均消耗和污染减排目标可能有困难，但重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

去年，国务院批准了《“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指标计划》，其中显示有7个省(市)的能耗降低标准有所提高。事实上，一些能源大省的降耗目标超过20%，有的甚至达到30%。

显然，降能耗的“紧箍咒”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GDP崇拜”形成了鲜明对比。记者发现，很多地方在追求十一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效应时，行政主导的投资越来越热，大部分省区市都将增长目标定在12%以上。

相对于发展经济的热情，去年节能减排目标下达后，相应的评价体系并没有同步发布。一些地方政府抱着“边做边做”的心态，节能减排推进不力。

中华环保世纪行执行委员会主任何家平说: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了，但为什么“环保欠费”的问题解决不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执法不力，企业违法成本低，相关官员问责不力。

近年来，环保部门在执法行动中看到，很多重污染企业不是挂着当地政府“重点监管”的黑牌子，而是挂着“重点保护”的红牌子。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只要不把环保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就无法防止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与一些暴利企业联合，乱上重化项目，以人民健康换取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日发布的《OECD环境绩效评估报告——中国》指出，在中国，“环境政策实施的最大障碍在于地方”，因为“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目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以及对当地居民有限的责任和义务，都使得对经济发展的考虑优先于环境问题”。环境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性和效率。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其实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责任和利益之间算好企业心中的账。

面对部分企业节能减排的阵痛，专家分析，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益好、能耗低、污染小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运用“硬约束”和“硬手段”，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尽快突破目前的“相持阶段”。

“高能耗、高污染和治理不善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价格机制的扭曲。”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只有尽快对资源能源价格体系进行重大调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高消耗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