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已然跃居世界之首，雄踞4亿千瓦以上。多年以来，光热产量亦以稳健姿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成功替代2亿吨标准煤。自2007年起，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连续四年荣膺世界首位，去年产量更是占据全球的45%。

     整个产业的实质竞争力亦得到显著提升。风电产业已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成熟的产业链。过去，太阳能行业曾被嘲讽为“两头在外”，包括原材料及市场皆在海外，实际上，关键设备与原辅材料也均来自境外。如今，国内已基本掌握改良西门子法的多晶硅生产技术，同时不断研发创新的生产工艺。多晶硅材料乃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原材，其大幅度的国产化及规模化，为太阳能电池成本的降低奠定了基础。此外，部分国产化的设备与配套材料也正逐渐实现全面国产化。

    在投资机制方面，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构建起一个健康稳定的资本投入市场。

    然而，新能源并网发电产业仍面临诸多挑战，首要问题便是在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以及行业引导上。尽管政府已设定目标至2015年将非化石能源综合减碳比例提高至15%，然而这一目标中还包含核能因素。在发展目标方面，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尚存较大差距，许多国家已经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且正在加速推进这一进程。我国的能源需求仍在快速增长，目前为每年消耗3.2亿吨标准煤，预计到   “十二五”规划期末将达到4亿吨标准煤，至2020年甚至可能达到4.5亿吨标准煤。若依然依赖煤燃料为主导，将会给国家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沉重压力。若继续认为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无法改变，那么这将成为一种定式观念。能源领域不应继续沿袭过往的老路子，应该调整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通过清洁能源的发展、煤的清洁利用以及总量控制等方式。

    要真正将发展可再生能源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亟需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

    尽管中国已出台《可再生能源法》，但与国外相比，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如光伏上网电价政策，尽管早在2009年，国家能源局便已计划提出每千瓦时1.15元的电价，但直至2011年8月，该定价政策才正式公布，且时限仅至当年12月31日。政策不能仅持续半年之久，政策批准后，需要进行电站建设、前期筹备等各项工作，总需留有充足的时间周期，半年实在难以满足。如今的后果便是一拥而上的局面，无论是否适宜，所有项目均应强行推进，这无疑违反了许多建设程序。

      除电价政策外，还有网费及金融信贷等配套机制亟需改进与调整。德国在各区域、不同实际情境下的电价政策设定方面，体现了细致入微的考虑。中国资源分布差异显著，应针对各种资源情况及各地具体情况实施具有针对性的电价补贴。德国在初始阶段的补贴颇为丰厚，后阶段逐渐减少，对风电的补贴考虑到陆上回收周期较短，海上回收周期较长，此举契合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在进行相关规划时，不应仅凭主观臆断或由现阶段的资金状况进行决策。

     目前实行的部分政策，实际上更偏向于“国有化进程，私营企业退让”，国有大型企业凭借其优越地位占据市场，将价格压至极低，即使在再生能源领域亏损，也无关紧要。

     在管理体系上，我国尚未完全适应新能源发展自身规律及其特性，仍坚持使用传统理念进行调整，而非通过创新手段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大规模电网与大容量机组，实际上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我们无法全部打造“陆地三峡”。风电的运行规律不稳定性强且分散化，国内应当更多地鼓励采用分布式、本地化的方式。在西部具有丰富资源的地区，集中发电并传输的确可以采用，然而不能只是依赖这一方式，或者在附近建设一些高能耗产业，太阳能更倾向于采用分布式为主。

     未来的新能源运用将呈现多能互补的趋势，不能仅依赖某一种能源来源，对于各个地区的问题应当因地制宜。20年前国务院组织制定能源政策时，便已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十六字方针，这是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值得肯定。多能互补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电网，现有垄断格局并不利于新能源的发展，应予改革，不过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