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强化系统性规划及配套发展进程。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并非仅凭单一技术的重大突破、个别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或是某一环节的改善便能蓬勃发展起来。举例而言，尽管中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近年来迅猛扩张，但由于风力发电的性质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故需依靠能够提供稳定电力供应的配套设施进行协同发展。我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大规模风电场主要分布在正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区域或者欠发达地区，其中部分地区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电源支持，同时电网建设步伐相对滞后，导致设备利用率偏低。另外，以发展插电式电动汽车为例，其普及推广必须依赖于解决便捷充电问题，并且同时还需要推动汽车技术、电池技术以及电池材料技术等方面的协同发展。现阶段，国内大部分电动汽车生产商普遍采用的是组装模式，在电池技术、材料技术及充电设施等关键领域均存在明显短板。为此，我们有必要推动跨行业、跨领域的深度协作，并提前做好各项提前规划和配套发展工作。

　　2. 应尽力规避重蹈复制低端制造旧辙的潜在风险。我国发展新兴产业往往过度依赖技术引进，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力度严重不足，导致建设投资增长过快，研发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步伐脱节，尽管论文产出量可观，但实际取得的发明专利数量却相对较少，且创新成果转化能力颇为薄弱。例如，目前国内已有上百家企业涉足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然而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简单组装阶段，实际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数量非常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企业借着发展电动汽车的契机，实际上却是继续以传统汽车制造为主业。此外，虽然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跻身全球第四强，但核心零部件依然依赖进口，标准化体系和检测机制尚未臻完善。面对此种状况，我们理应加快科技研发进程，努力掌握核心技术，从而有效防止重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低端制造老路的命运。

　　3. 成本效益的考量始终是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新兴产业若要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必然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致力推动智能电网发展的过程中，曾由美国能源部指导发起了一次关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框架构建行动，各相关部门和企业也纷纷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出发来甄选优先发展的方向。然而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部分项目在启动之初即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和准确的资源评估，以至于刚刚起步便遭受夭折。而还有些项目，在尚未经过示范阶段便匆忙启动实施，无从保障项目的可行性和成功度。此外，某些国有企业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存在不惜代价的倾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成本效益的评估应该超越单纯的财务和经济层面，而是要同时关注到社会成本效益的综合平衡，同时系统全面地考虑到项目全寿命周期内的能量转化效率以及对环境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尤其在探索发展新能源等项目之际，不能仅仅因为获取新的能源而付出更大的传统资源消耗和环境承载负担。

　　4. 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与市场开拓紧密结合起来。例如，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业虽然近年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发电成本过高，太阳能发电的实际应用范围仍旧较为狭窄。这一结果不仅导致优质环保成果外流，使得本国承担大量污染和资源消耗的责任，更严重打击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地方保护主义趁机抬头，利用政府采购政策全力保护本地产品，这将给创新型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带来严重阻力。

      5. 对于新型行业的技术及市场风险预防措施应引起重视。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主要面对的风险因素在于其成长周期内蕴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首先，技术路径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亦成为一大难题。新兴技术在初创阶段往往呈现出创新活力旺盛且技术尚未成熟的状态，一旦某项耗资巨大、高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人民币的投资项目稍有疏忽就可能迅速失去市场竞争力。其次，市场未来需求的数值及走向亦充满变数。在新兴产业初期，市场需求量较小，商业模式尚不明朗，加之相关基础设施尚待完善，产业链配套环节尚处于初级阶段，导致市场发育缓慢，经济效益并不显著。

　　6. 政策和制度风险不容忽视。新兴产业由于紧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制度环境，政策的稳定性也难以得到保证。根据国际实践经验显示，部分新兴产业在发展早期阶段，政府会提供阶段性的补助措施，但此类援助并非持久之举。例如，当欧洲削减了对太阳能发电的补贴后，我国部分太阳能光伏电池出口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在发展初期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以及体制机制无法完全匹配等问题也不容忽略。比如，由于缺乏生物柴油相关标准，使得该产品无法进入常规销售渠道；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业同样缺乏有效的标准以及检测体系等等。

　　7.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普通新兴产业应予以明确区分。战略性产业需依靠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例如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等重磅级别的科技重大专项、在遭受国外垄断和封锁的关键领域等等。而普通性新兴产业则主要借助于市场选择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自身发展壮大。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体现自身工作业绩，依靠发展新兴产业为名，推出新一波投资激励政策，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投资扩充和重复建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