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来源于一部新的作品——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及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联合撰写的著作《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这部作品预示着我们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两大奇迹般的事件：一是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机器智能；二是全人类通过共享的数字网络实现互联互通，从而彻底颠覆全球经济格局。创新者、企业家、科学家、手工艺人以及众多其他类型的人才，将会借助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创造出令我们瞩目、欣喜且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尖端科技。”

    相较于第一个机器时代，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显著特点在于智能的提升。在第一个机器时代，机器主要替代并增强了人类和动物的体力劳动。而在第二个机器时代，机器将进一步替代并增强我们的智力水平。两位作者坚信，这场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便是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亦或是计算成本的指数级降低）。其中，最为知名的例子莫过于以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自半个世纪以前起，半导体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便以每年至少翻番的速度递增。同样的进步也在其他领域得以体现。

 两   位作者指出，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机器智能正逐步迈向新的高度。伴随着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如今的计算机已经能够胜任甚至超越数年前人们认为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机器智能将无处不在。他们以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作为例证：这位发明者曾请求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获得一粒米，第二个方格获得两粒米，以此类推。当棋盘的前半部分米粒数量尚处于可控范围内时，后半部分的数量却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从机器智能中所获得的回报或许也会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然而，正如198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关于计算机的名言所述，尽管信息技术已渗透至各个角落，但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却始终未能显现出来。在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增长趋势显得颇为平淡无奇。确实，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积极激增后，生产率的增长现已再次放缓。相比之下，其他大型高收入经济体近期的表现则更为逊色。

    对于这一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新兴技术的影响力被过分夸大了。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者对此观点持有异议。实际上，他们主张，技术所带来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远未达到极限：“数字化使得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存在大量可用的数据，并且这类信息可以被无限次地复制和重复利用。”

     若然如此，为何基于统计汇总而得的产出增长幅度如此微不足道呢？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大量物美价廉甚至免费的服务（例如Skype及维基百科(Wikipedia)等）的出现；其次，用户自创的大型娱乐产业的繁荣昌盛（如Facebook等）；再者，统计过程或许无法全面涵盖所有新兴产品或服务。以iPhone手机为例，直至2007年6月份以前，即便是世界上最为富裕之人亦无法拥有此款手机，因为其售价高昂至难以想象。然而，当这款手机的售价由无限趋近于无穷大逐渐下滑至某一特定价位时，这种价格变动却未被纳入价格指数之中。此外，数字产品和服务中所蕴含的“消费者剩余”——即消费者所感知的价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距——通常极为庞大。最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方式可能低估了无形资产领域的投资规模。

　　以上观点看似颇具说服力：众多新型电子产品的横空出世，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其特有的低边际成本，对社会福祉乃至GDP的影响远超现有衡量体系所揭示的水平。

　　然而，忧虑仍然挥之不去。信息时代恰逢且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诸多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均状况日益严重，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愈发失衡；长期失业人口持续攀升。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解释，其中包括：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飞速提升；偏向技能型的科技革新；全球“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以及租金收益（特别是源于知识产权的收益）所扮演的角色。试想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发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悬殊差异。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亦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两大趋势皆得益于新技术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