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及物联网的推动下，智能化的智慧工厂得以诞生，使得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成为了可能。此举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我们正经历着由传统的集中式控制向更为先进的分散式增强型控制方向的根本转变。在此背景下，不同的生产设备不仅能够相互协同，共同完成复杂的生产任务，更可依托于大数据分析，各自迅速且精准地应对外界环境的动态变化。这种变革性的进步无疑将极大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智能化、个性化汽车产品的迫切需求。

     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融之处，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正在孕育。那就是，人们可以借助虚拟智能技术，更加精确地完成那些过去难以完成的工艺流程，或者将原本繁琐复杂的生产过程进行简化和重新构建。以宝马在德国兰茨胡特工厂最新投入使用的保险杠检测设备为例，该设备采用了非接触式的手势识别系统，使得保险杠喷漆工序结束后的检验工作，能够通过检验员的手势进行操作和数据记录，从而实现高效、稳定的质量控制。

     智能化生产体系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之一便是，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认证，并贯穿于其全部生产、装配以及售后服务环节之中，大大方便了日常的管理和追踪。这一前景已经在博世洪堡工厂的生产线得到了初步实践———所有的零件均配备了一个独特的射频识别代码，使得它们能与沿途设立的关卡进行自动“对话”，从而有效提升整条产业链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智能生产将会特别重视吸引中小企业的积极参与，致力于让这些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新者和供应商。倘若这一愿景得以实现，那么我们或许会迎来一大批“小而美”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繁荣发展。

     当然，除了智能生产之外，智能物流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全面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务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合理整合物流资源，我们有望实现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即消费者可以直接向生产制造商下达订单。届时，无论是传统的4S店模式，还是现有的电子商务B2B和B2C模式，都有可能面临巨大挑战，甚至淘宝这样的电商巨头也可能不得不屈从于像顺丰这样的物流公司。

在工业4.0的浪潮席卷而来之际，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的汽车制造业目前仍处于工业2.0至3.0阶段的过渡期，这与我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相吻合。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电气化）的前提下，便已经步入了信息化时代。因此，如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或信息物理系统的广泛应用，推动汽车制造行业向更高层次的汽车智造迈进，无疑将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但又充满启示意义的艰巨任务。

“德国工业 4.0 的成功在于它在圆满地实现了 3.0 阶段的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之后，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创新能力。然而，我国的制造业仍处于工业 2.0 阶段，正逐步向 3.0 迈进。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那便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最前沿的信息科技，直接跃升至 4.0 阶段，从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宇通客车总裁汤玉祥先生如是说道。

      这个过程并非易事。汤玉祥先生甚至用到了“艰辛”、“困苦”等词汇来形容这场跨越的难度。工业 4.0，实质上是一次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从自动化转向智能化，其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包括设备、人力以及产品。

     在设备层面，据现有消息透露，我国已成功研发出工业 4.0 流水线，在无线射频技术、工业以太网、在线条码、二维码比对、影像识别、机器人应用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突破。

     工业 4.0 远不止于简单地引入更多的智能设备，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更高层次的人机交互领域，让人类与设备、产品共同融入智能制造的生产体系之中，并且赋予人类更大的作用。

     就我国制造业的现状而言，“人”这一关键因素将成为我国迈向工业 4.0 道路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工业 2.0 思维模式下，技术工程师及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与思维方式急需进行全面升级与改造；另一方面，汤玉祥先生深感忧虑的是我国制造业从业者的精神风貌——“在工业化先进的德国与日本，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做好一件事情，而中国恰恰缺乏这种精神的传承。”

     除此之外，在通往工业 4.0 的征程中，来自制度、机制的种种束缚也将构成难以逾越的阻碍。伴随着工业 4.0 生产模式的变革，必然会引发管理理念与模式的革新。然而，当前我国大部分汽车企业都属于国有性质，其管理者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行政考核压力的限制，时常出现对企业“管控不足”、“把握不准”等问题，如此一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来临之际，很可能错失良机。

     诚然，对于原有的企业而言，工业 4.0 或许意味着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同时也有可能孕育出像特斯拉那样的新型企业，通过整合智能制造、云服务、移动互联技术、新能源等多种尖端技术，实现全新的汽车制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