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其仍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之下，资金的支持强度亦显不足。时至今日，伴随着工业能效的持续提升以及污染物治理难度的逐步加大，工业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推广变得愈发艰难，而工业领域中注重末端治理，而忽视源头预防及过程控制的问题也亟需得到更彻底地解决。具体表现为：工业绿色技术研发的创新驱动力较弱，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清洁生产等关键环节的科研开发投入显著低于产品、装备的开发投入；当前在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重金属污染减量、有毒有害原料替代及主要污染物源头削减等领域，尚缺乏具有先进性及有效性的实用技术以满足新的环保标准的严格要求。

  环保法规执法的公正性和监管力度的完善性不足，可能引发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就制度层面而言，旧有的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超标的惩罚手段和处置方法严重不足，导致“守法成本高昂，违法成本微薄”的困境。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限于资金和资源的匮乏，我国环境监管和执法工作无法做到全面覆盖，执法力度不足，普遍存在“抓大放小”的现象，即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监管较为严格，而对中小企业则疏于管理，从而导致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入统”与“非入统”企业之间负担不均的不公平竞争，进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工业装备的运行效率低下且效果不佳。尽管我国工业装备的工艺技术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普遍存在装备与工艺流程不相匹配的情况，导致部分装备运行效率低下、运行可靠性差等问题，这无疑对工业绿色发展构成了阻碍；此外，环保装备方面的创新步伐滞后于行业发展和主体装备的水平，加之环保设备运行维护和检修等管理工作的缺失，使得部分环保设备运行效率低下、效果不理想，往往难以稳定地达到环保要求。

  在高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重化工行业近年来的进出口结构和数量极度失衡，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和建材等行业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出口增长趋势。在这些重化工产品的出口总量中，包含了大量蕴含能源的商品，并承担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转移排放，同时也给国内带来了更为沉重的环境负荷。

  现行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现有的制度体系、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尚未完全适应绿色化转型的发展需求，具体表现在：过分强调GDP的增长，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的监察、执法；领导干部的考核晋升机制与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关联度尚显不足；鼓励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应用的机制存在一定的障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