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分析可知，在我国制造业的工程师群体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并于2000年以后投入工作岗位的人士，这部分人群数量超过工程师总数的一半；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投身就业市场的工程师则构成了工程师团队的中流砥柱，各自所占比例大约为20%；相形之下，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深工程师在如今的工程师总体中占比较小，仅有2.9%。综合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工程师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

  从时间跨度来看，所有的女工程师均是自1968年起开始从事相关工作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且在七十年代步入工作岗位的工程师群体中，女性仅有9位，占比仅为1/10，这其中着实可能受到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早进入退休阶段的因素影响，然而即便经过调整，女性工程师的比例依然相当低下；但是，在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投身就业市场的工程师群体中，女性的人数和比例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工程师队伍中的男女比例大致达到了2:1的平衡状态；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尽管新入职的工程师人数再度攀升至高峰，但比例却再次发生了变化，工程师队伍中的男女比例约为3:1。由此可见，近年来女性工程师的从业积极性下降并非只是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我国也开始逐渐显现这一现象。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经营管理、专业管理以及工程技术这三大工作领域中，女工程师的比例与总体比例保持了基本一致。这表明，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内，尚未出现明显的工种之间的性别歧视现象。然而，在专业工程序列中，女工程师的职位级别普遍低于男性。女性在职场中所遭遇的“天花板效应”在工程师行业中依然存在。

  从家庭社会背景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工程师群体正呈现出“家庭背景农村化”的趋势。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工程师的比例几乎达到了1:1的均衡状态。考虑到实际人口的居住地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来自城市的孩子最终成为工程师的比例相对更高。

  然而，来自直辖市、省会、地级市以及国有企业社区的工程师比例正在持续下滑，而来自县级市、乡镇以及农村地区的工程师比例则在稳步上升，后三者的工程师占比已高达62.8%。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工程师的父母职业中，农民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工程师父母职业类型为农民的比例增长速度有所加快。

  本研究小组还对工程师父母的最高学历和职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衡量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资本。总体而言，这些工程师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整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突出，文化资本积累较为有限。在装备制造业的样本工程师中，其父亲的最高学历主要集中在高中（包括技校、中专等）以及小学及以下阶段，分别占总样本的48.4%和29.3%；而样本工程师的母亲的最高学历同样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阶段，分别占总样本的43.9%和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