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与国内外众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进行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关于技术团队核心成员离职后的状况，国内外存在显著差异：在国内，如果技术领军人选择离职，那么这个项目往往难以为继，因为他所掌握的所有关键信息和知识都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之中；然而在国外，许多人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们将此视为机遇的来临，因为一位核心成员的离去并不会对整个项目的推进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无论是由哪位新人接替，都能得到强大的后台支持，而且这个后台是开放式的，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新的元素会随时被纳入其中。

  “这表明他们已经成功地将技术人员头脑中的宝贵知识和经验进行了显性化处理，当面临技术团队核心成员离职时，公司只需更换一名具备相应素质的员工进行短期培训即可顺利完成工作任务。”

  “相比之下，国外的顶尖人才通常都集中于各大企业，这些企业会主动承担起科学家的角色，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思考未来五至十年内应该推出何种产品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中国，许多需要长时间积累才能取得突破的行业，例如机床工具行业，一家企业想要将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培养成为能够独立承担项目的专业人士，通常需要花费至少五年以上的时间。因此，许多新加入的外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常常采取购买现成成果的策略，甚至不惜重金，无视道德底线地进行人才争夺，而非致力于培养和激励自身的人才队伍和研发平台。

   在中国机床行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八罗汉”的传奇故事，这段时期内培育了大量的中国数控机床领域的杰出人才。然而，随着外资企业的大规模涌入，许多优秀的骨干人才纷纷离开了原先的企业。机床行业的创新人才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如何传承创新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对于那些曾经付出巨大心血培养人才的原企业来说，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成为竞争对手手中的利器，无疑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这样的现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许多企业不愿意投入精力去播种，只想着收获果实，这也导致了当前行业技术同质化现象严重，仿冒行为泛滥，形成了低端市场的混乱不堪和高端技术的流失惨状。尽管企业之间良好的人才流动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整体水平，但是这种方式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技术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步伐，因为被挖走的人才并非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而是需要迅速应对紧急情况，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

   作为一名记者，我个人认为，中国机床行业中高端创新能力不足的最大瓶颈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这是由于行业的创新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还需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中国拥有众多优秀的理工科高等院校，许多高校的教授们都在进行着各种科研项目，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

   有人用“达尔文死海”比喻技术转化过程中所呈现的空白地带，意指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研发过程中因为资金匮乏而难以获得有效支持，而企业则由于无法从研发活动中获取足够利润而不愿承担创新活动所带来的风险。

    毫无疑问，创新动力的匮乏与现行的考核体系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从企业角度来看，尽管与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企业负责人仍然频繁地提出一些脱离现实状况、寄望于教授们能够迅速研发出具备批量生产能力的科研成果的不合理期望，这也表明他们对于短期财务业绩的过度关注往往会分散其实施长期投资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此外，高等教育机构的考核制度同样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评估模式主要依赖于SCI论文数量以及各类奖项的获得情况，这从而使得教授们不得不愈发专注于学术产出的量化指标，甚至出现将某个完整实验分解为多篇文章投稿发表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如此高频度的考核似乎已经导致一部分学者转而热衷于短期见效的项目研究，而对那些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具有长远价值的重大课题投入精力的热情逐渐降温。

   诚然，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极其复杂，涉及到包括考核内容、定价标准等诸多层面的具体问题，同时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相关操作才符合法规规定，也是实际执行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再者，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在企业与事业单位并存的双重体制下激励科研成果的流通，也是亟待解决的微观问题之一。如果这些细节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那么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便难以畅通无阻。

   除了上述问题外，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便是构建信息对称及公开分享的机制。科技创新不同于农耕生产，一个领域内的科研成果若能成功应用到其他领域，往往能够产生出乎意料的跨界效应。例如，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其自身并未拥有大量的原始创新，但是通过巧妙地整合其他技术，却创造出了革命性的产品体验。然而，要实现这样的效果，需要专业机构以专业视角来推动信息对称化，实现知识的累积与融合，进而催生全新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