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凭借曾经辉煌的历史成就，回归灿烂文明巅峰只是时间问题，拿破仑曾将中国比作睡狮，暗指其觉醒后将震撼世界；然而，也有人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股市低迷、人民币面临压力等情况下，唱衰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终结。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严谨的政治经济学依据，难以经得起深入的推敲。

   前者往往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简单地从历史成就线性外推中国的未来发展，忽视了现代国家发展所需的复杂因素；后者则是基于短期经济现象的片面判断，缺乏对国家发展长期规律的深刻理解。一个国家若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怎能维持 35 年的超高速增长，实现从贫穷农业大国向 “世界工厂” 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华丽转身？资源丰富的非洲、奉行 “华盛顿共识” 的拉丁美洲，乃至工业基础雄厚且采用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都未能达成这一成就，而中国做到了，这背后必然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同样，如果仅仅依据古代文明就能断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前景，那为何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等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国家，未能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重现昔日辉煌？显然，历史文明并非工业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旨在为中国崛起提供一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解释。这一解释源于对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崛起历程的研究，对英国工业革命内在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剖析，以及对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多次工业化尝试失败原因的深入挖掘。

   借助这一视角，我们不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更合理地预测中国未来国力的走向，还能够以此为工具，分析其他国家工业化成败的深层次根源，包括揭示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发生的内在 “秘密”。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挑战，如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降至 7% 甚至更低，股市表现不佳，人民币遭受冲击，但回顾历史，美国在 19 世纪崛起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美国经历了 15 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场长达四年的内战，即便在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后，其经济在 1907 年和 1930 年仍两次濒临崩溃边缘。然而，美国最终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 20 世纪引领全球各个领域的发展。这并非因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而是得益于其在 19 世纪全力推行的由建国之父汉密尔顿制定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这启示我们，看待中国的发展不能被短期的经济波动所左右，而应从更宏观、更长远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去理解和分析，把握中国崛起背后的深层逻辑和内在动力，从而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做出更理性的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