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器人”打败“人”，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方法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据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们甚至在山西晋城投资了机器人工业园，干脆自己生产工业机器人。
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已多次上调一线员工工资，并且在内陆省份扩建工厂。富士康在内地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按计划未来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将不少于工人。
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业内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