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趋势的引导上，大家可能会好奇，商业味道浓厚的卫星互联网，与理工科气质的中国卫星产业碰撞在一起，到底会生出怎样的娃？

　　找遍全球可能都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所以我们不妨从逻辑上来推演一下：

　　一方海外的卫星互联网热潮主要是由商业部门驱动的，这决定了其项目一开始就会锚定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产生的产业动荡和资源浪费也将由社会买单。

　　比如资本成就的 OneWeb，就传出破产的消息，因为无法在资本市场募集到足够多的钱来支撑接下来的发展。

　　而星链“放烟花”一样的卫星上天计划，也因为妨碍太空观测而引发了天文学家的集体抗议。尽管马斯克和星链团队计划推出VisorSat的设计，以帮助降低卫星亮度，减少对天文图像的损害。但SpaceX也强调，不可能制造出光学设备看不见的卫星。

　　也就是说，SpaceX的四万颗卫星计划听起来炫酷、做起来剽悍，实际却选择了商业优先、透支社会福祉作为代价。

　　而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可能会和传统基建一样，在商业用途之外更多地考虑公益和惠民属性，即使在无法实现盈利的偏远地区和功能，比如西部农村、戈壁沙漠等等，也会借助卫星通信系统来弥平数字鸿沟。

　　比如，交通运输机构可以观察特定公车站所承受的应力，或公交车的内部安排如何影响一群人的压力，从而帮助改善市政府决定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目前，他们正针对人们的交通运输习惯进行人工观察——在城市中的特定地点派人员计算有多少车辆、自行车或行人通过。当Mobility ObserverAPP以较大的规模部署时，就能实时产生用户习惯的信息。 

　　这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更符合国民利益的超大型卫星互联网会在本土诞生，实现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当然，卫星互联网的民用价值，也会在中国科技企业与运营企业的助推下被充分激活。

 　　例如，一台碎石桩上通过加装北斗定位天线、激光测距传感器和监控主机，采集了沉桩深度、打桩时长、反插次数等主要数据。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沉桩深度，一个区域都是绿色的，突然出现一个红色的，这个红色的就很有可能是异常数据。 

　　根据美国卫星协会(SIA)的预测，卫星制造及火箭发射、地面基站及终端设备和卫星通信运营，三部分的市场规模占比约为7.5%、44.6%和47.9%。

 　　这些实时收集来的数据，在监控平台上自动转换成不同颜色的图形，异常数据一目了然。

　　而占据一半左右市场份额的地面系统和终端设备，则可以与面向数据和用户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产生“跨界效应”。

 　　数据的组合也可在日后使用，让交通运输公司提供更先进的服务。例如，开人人员建议该APP可根据使用者的压力程度，确定他是否快迟到了，并为他建议一个更靠近火车站的停车位。用户还能获取健康和健身信息，如骑自行车比开车可燃烧的卡路里多多少，或采用哪种交通运输方式比较不那么紧张等等。  

　　借助商业创新的力量，开展面向最终用户的服务，造就出新的商业模式。

       2017年7月6日，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施工现场可以看到，与其他工地相比，这里有明显不同。这里正在工作的碎石桩、强夯机、振碾机、冲碾机等机械上都加装了几个小物件。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小物件包括：北斗定位天线、数据传输模块、激光测距传感器、测位移传感器等监测设备，机械类型不同，加装的设备也不同，可针对性地采集施工机具在作业过程中的工艺参数以及质量参数。

　　举个例子，Teledesic系统是由比尔 ·盖茨投资的，OneWeb最初是由谷歌提出，SpaceX的马斯克更是营销大师……这些企业与个人的影响力，都为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

　　碾压机械的碾压速度、碾压厚度、碾压遍数和压实度，强夯机的夯击次数、锤重、落距，碎石桩的地基处理点坐标、地基处理深度、进料量、拔桩反插次数……监控平台通过分析各项数据，实时发现工程中的薄弱点，为业主及监理、施工等部门进行重点检查提供依据。  

　　而久经沙场、世界前列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军团，未尝不是通信卫星产业化大潮的绝对生力军。

　　蓬勃、失败、复活、重生，卫星互联网的三十年激荡或许说明，今日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在酝酿全新的风云。